歡迎大家從不同角度來討論東西文化之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要走出自己的文化，進入与了解他人文化之后，才能真正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也才能做到真正熱愛、珍惜自己的文化。當然也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以下剪裁于“中華道學的一個新解釋”第十章 道學的自由觀。算作拋磚引玉。

自由與東西文化史(1)待續

2004年﹐一些中國第一流的學者發表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聲明﹐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自由﹑人權﹐民主的概念。這些是古希臘人生的基本價值觀念﹐但同時代的中國人幾乎不知道這些名詞﹐近代才傳播到中國。幾千年來﹐中國人在生活上並不是沒有這方面的需要﹐或者以其它社會形式來代替﹐或者為某些社會形式所掩遮﹐不為人們所察覺。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在軸心時代就已充份顯現出來﹕古希臘早已是典型的二級社會﹐個人直接生活在二級社會中。中國原是上下二架結構﹐廣大農民生活在原初社會中﹔擔當管理職能的貴族政府自夏朝一千多年來已有很大的變化﹐但也只是近似二級社會而已。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可看成是一個向二級社會急劇轉化的時期﹐雖然不盡相同﹐其轉化的終級目標近似希臘的城邦社會﹕由數萬到數十萬民眾組成中心城市以及週圍的農村組成。但中國受原有社會模式的思想束縛﹐新出現的市民階層依附於原有的社會階層﹐而不象近代歐洲那樣市民階層形成第三社會勢力。如齊桓公(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用管仲改革﹐在城市裡設置二十一個鄉﹐士鄉十五﹐工鄉三﹐商鄉三﹐工商僅佔不到城市三分之一。城市大部份是依附政府的知識分子的士階層。我懷疑這鄉的數目未必與實際人數成比例﹐即士鄉多但人數少﹐顯示政府的行政力量。

以上這些社會區別決定﹕古希臘以二級社會為基礎來追求理想﹐產生在二級社會層面上追求自由﹑人權﹑民主的個人﹔春秋戰國的中國以原初社會為理性模式來追求理想社會﹐以社會集團的方式追求平等互惠與社會的慈愛之心。儒家主張不黨不爭﹐似乎創造了獨立的個人﹐但並沒有設計個人在二級社會的活動空間﹐因而個人一如原初社會的單獨活動的個人﹐追求內心的自由。從個人角度總結這一不同就是﹕西方向身外追求自由﹐東方向內心追求自由。中國戰國時期有張儀﹑蘇秦等知識分子來往於各國之間﹐他們相當古希臘城邦社會中自由市民﹐活動於二級社會﹐並不首先屬於一個近似原初社會。但他們他們依附於原有的社會結構﹐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

中國的諸子百家雖然大多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士﹐但他們的學說都是面對整個社會的﹐包括最基層的農民與士兵。他們各自組成一個亞社會﹐作為他們學說主張的理想社會模型。他們的社會模型更近於原初社會﹐如儒家強調社會的等級森然﹐但讀完論語後你便相信﹐孔子與他弟子們形成的亞社會裡全無等級的氣氛﹐平等互惠更能代表他們之間的關係。

東西對自由等觀念的差別直接導致對社會階級差別的不同容忍程度﹕古希臘有大量的奴隸作為經濟的基礎﹐如雅典就有四五萬奴隸在狹隘的坑道裡開採銀礦﹐是雅典財富的主要來源。一個現代西方作者這樣描述那些奴隸的生活﹕“比嚴刑拷打與死亡更壞的是這個私人銀礦的奴隸命運﹐對他們來說﹐挨餓﹐野蠻的鞭打﹐幾乎見不到陽光﹐勞累到死﹐是日日夜夜面對的事實與常規。”但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承認奴隸制的合理性。 亞裡士多德更長篇論述﹕主人和奴隸就象夫妻﹑父母子女一樣出於自然。並認為用暴力在戰場上掠奪奴隸是合理的﹐被俘一方理應成為奴隸。面對大批奴隸的悲慘生活﹐古希臘的自由公民無以向內心追求自由﹐而轉向身外追求自由﹐開發周邊潛能﹐日夜苦求﹐追逐個人的成就。我總覺得古希臘的藝術成就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如彫刻﹑戲劇﹑建築等﹐后人難以逾越﹐有如中國後來的唐詩宋詞一樣﹐就是這種個人自由追求的結晶。
Website 您的网站地址 http://taoism21cen.com

戰國時以許行為首的農家﹐主張人人自力更生﹐耕而食﹐織而衣﹐就連國王由也不得例外﹐得親自種出糧食才能有飯吃。這顯然是古代原初社會的再現。與儒道二家同稱顯學的墨家就由基層的勞動者組成﹐他們提倡苦幹﹑節簡與平等。一次﹐他們的總頭維一的兒子犯了殺人罪﹐為國王所赦免﹐但不為墨家自身的法律所容納﹐最終
還是處死刑。體現了原初社會的獨立性﹐原初社會之上原無任何世俗權威。我以為中國當時的社會是相對平等的社會﹐固然有國王貴族的存在﹐但激烈的競爭迫使他們禮賢下士而自我約束。相對平等的社會使文人們得以內省而求自由﹐我以為儒家關於君子人格的種種論述﹐是原初社會在道德上的理想化。雖然孔子生活在二級社會﹐他的個人道德觀並不完全適用於二級社會。由於以上種種社會現實﹐中國始終
缺乏面對二級社會的態度﹐沒有認真考慮如何建造一個理想的二級社會。相比西方來說﹐中國發展了一套培養教育皇太子的制度﹐極力向他灌輸做一個好皇帝的思想﹐當然也就對好壞皇帝列出明確的規範。他們想用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好皇帝來保證一個龐大的帝國生活在缺乏二級社會機製的准原初社會中。但皇帝一旦變壞﹐並無相應的社會機製來處理﹐人民群眾的基本人權就受到嚴重的損害。

在古代的原初社會中﹐西方的外向自由與東方的內在自由是一致的。在原初社會裡﹐外向只不過個人面對自然﹐並無二級社會的那種實現個人抱負的空間。在原初社會中﹐有兩個社會目標來影響社會結構與其文化﹐即社會的完美與個人的完美。理想上﹐前一個完美包括整個人類﹐後一個完美包括人的全部天性。這樣一個以人類天性
為基礎來謀求整個人類福祉的哲學思想就是中華道學。道家理想在原初社會容易實現﹐但在二級社會中如何實現道家理想﹐至今尚無可行的具體辦法。目前道學思想僅限於個人修養與小的社團。

很多國家要求十二年的中學與小學作為一個基本公民的必須教育。十余年的學校生涯僅為了培養一個普通的公民﹐這是二級社會自由的必經之路。十二年之久的讀書準備在原初社會是不可理解的﹐遠離天性自然的道家原則﹐但這是獲得在二級社會生活自由的第一個必經台階。可見自由在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般說來﹐在原初社會中﹐人們享受高度的人身安全而沒有統治者﹑警察及法律系統﹐人們享受廣泛的自由而沒有社會強權與人事上的干預。他們沒有我們今天所謂個人事業自由﹐這種自由是以建立在社會競爭基礎上的種種社會金字塔為基礎的。在原初社會裡﹐人們的外在自由與內在自由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內在自由的外在表
現而已。經過數千年文明的沖刷﹐我們還能夠看到數以百萬計的原始岩畫以及其它藝術遺跡。那種紛繁奇偉﹑光怪陸離的原始藝術的大千世界﹐使人讚嘆之余﹐深感埃及金字塔的形式單調。

古希臘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相比有許多根本性的不同﹐但一點是一樣的﹐他們的哲學家們享有同樣的自由思考的空間﹐只不過社會的現實讓他們向不同方向思考。在古希臘自由一詞意味著處在奴隸階級之上的市民階層﹐有自由發表意見﹑選舉政府官員﹑投票裁決案件等權力。一句話﹐他們有在二級社會的層次上建造一個理想
生活的自由。到中世紀﹐自由意味著貴族與政府的高級官員向王室施加壓力﹐讓王室讓出更多的權力給他們分享。只有到文藝復興以後﹐也就是說﹐在高唱自由兩千年之後﹐終於輪到了最基層﹐歐洲普通人開始擠進社會權力的俱樂部。於是﹐一個民主代議制系統建立起來。

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賦予個人自由選擇自己行動的權力。稱為個人自由﹐但小的國家爭取獨立自主﹐也用同一單詞﹐自由﹐來表示。承認個人自由是大型二級社會中人們的基本人權﹐是一大進步。

為維持社會秩序﹐也需要限制個人自由。在社會集體的需要與個人不受干預的自由之間形成一種平衡﹐理論上﹐這種完美的平衡是存在的﹐但實際上尚沒有達到這樣平衡的先例。當一個國家變大﹐社會日趨複雜﹐政府經常使用更多的權力來限制個人自由﹐認為這是人口與人口流動性日益增加所造成眾多問題解決的必要前提。

第六﹑第八章提到﹐人性是溫和自適﹐人腦只有在輕鬆閑適的心態下才能充份發揮它的巨大潛能﹐增加創造性﹐增加對人類�

第一章
(一) 東西文化差异與道學

在西方，上帝，世界，與我是三件各自獨立的實体。所以西方人，要討好上帝，征服世界，尤其是要終生與各种和自己處在相同位置的競爭者拼搏。就是他們豢養的動物也要一年一度的與同類競爭。西方狗品种的繁多，與這种競爭机制直接相關。一隻狗只與同一亞種屬的狗相比較，有固定的程序，有合格的裁判。取得名次的狗也因而身价倍增，其子孫后代也會賣個好价錢。不用提工作，就是各种業余愛好，也各有組織，聚在一起，切磋品評技藝之余，總要選出一個第一名來，作為本年度大家努力的方向。足以看出﹐競爭思想在西方生活中是如何根深蒂固﹐與西方接觸這么多年後﹐我們還在奮起直追。

上帝或神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很特殊，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相近的對應体。在西方相當孔子位置的是蘇格拉底。他是第一個用理性觀察社會人生的人，提倡道德。但卻以引進新神，誤導青年的莫須有罪名，在五百人的陪審團中，以微弱的多數被判處死刑。在答辯中，蘇格拉底以謙卑的態度，极力申辯自己忠於雅典城邦的神，隱隱道出自己如何得罪了權士名流。所謂引入新神的指控﹐只不過指蘇格拉底在談話時使用內在心聲一語﹐其原意不過指潛意識中的良心罷了。在強大的神威面前﹐任何辯白都顯得蒼白無力。可見人人以擁神為名，來與競爭者拼搏，蘇格拉底是這种拼搏的失敗者。和耶穌一樣，蘇格拉底死后被膜拜為信仰的殉道者。孔子卻主張敬鬼神以遠之，不談怪﹑力﹑亂﹑神，頗有置鬼神於不顧，而又與偽科學划清界限的气魄。可見東西方一開始就對神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神是支持社會秩序的背後力量﹐中國人卻從內心尋找生活秩序的根據。中國的神權依附世俗權力﹐缺乏置人死地的神威。

東方主張天人合一，天即可理解為神，也可解釋為自然。即神，世界，與我三合一。但這裡的一﹐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是大一，或稱太一，也就是道家的道。

如果我們把神﹑世界﹐與我斬且考慮為宗教﹑科學﹑哲學的話，富有道學傳統的中國文化接近哲學，即我的一端，印度文化接近神或宗教的一端。在死后天堂的理想境界中，中國道士有自己的靈魂與肌体，西方基督徒只有靈魂，而印度的教徒進入西方极樂世界，即失去了肌体，又失去了個体的靈魂。中國人膜拜祖先，而這受膜拜的祖先包括與自己感情深厚的祖父母以至父母，而祖先為神界與俗世的媒介，也是自己家族在上天的代言人。有了祖先膜拜的這層緩沖，中國人數千年來，對天上神仙的事不太關心，糊里糊涂。印度與西方，對神界的規划建构，真是天上的大千世界，讓中國人看得眼花繚亂，不胜感慨。

中國古代哲學是為了追求一個理想的人間生活方式，古印度哲學追求理想的宗教生活方式，而古希臘哲學正象蘇格拉底的庭前答辯一樣，追求的是如何對付神與周圍世界。縱然數千年的戰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只大致檢查比較一下，就可立即發現這東西方歷史上戰亂主要來源不同。印度戰亂由於四千年來不斷的外界入侵，大多來自西方；西方戰亂起於現有權力的擴張，而在中國，是農民起義。中國農民起義之頻繁，規模之宏偉，頗有波瀾壯闊，后浪推前浪，千古不朽之勢。中國起義的農民通常以道學作為他們的思想鼓舞﹐是反對社會不平等的現代社會運動的先驅。古印度哲學是宗教化的哲學，道教是哲學化﹑世俗化的宗教。佛教傳入中國，與道學結合，產生了禪宗，一种更世俗﹑更實用的佛教。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历史风云网



西方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客观性的人文主义，也即与人无关的人文主义，或者是说是人与环境割裂的人文主义，一种排它性的人文主义。

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主客观合一型的人文主义，也即以人为主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人与环境融合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兼容性的人文主义。

绘画来看，西方强调形似，中国强调神似。西方主要的绘画作品以描绘真实的自然界和人，而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以描绘作者眼中的世界和人，而不是环境本身，它是客观世界在人身上的投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

医学，西方医学强调结果，强调特定形势下的调整，强调治标和立竿见影，而中医强调关系，强调因果，强调调整原因和关系，从而达到治标和治本的目标。在西医中，人是生物学的人，没有任何情感因素，而中医则认为人是社会化的人，社会的因素、环境的因素会对人发生很大的影响。

中医研究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和病理2个方面。医生主要通过望闻问切获取流露于体外的各种反应状态，即中医所说的征候。而的显现很明显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安定、文明程度、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精神状态、遗传因素和后天培养有很大关系。所以中医从防病治病的条件出发，通过征候，把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精神、机体等多方面联系起来，实行综合诊治。在中医中人是形而上的人和形而下的统一。而西医中更多的是形而下的人，是可以分解、还原的人，一句话，是科学的人，客观的人。所以西医更多的强调器官结构与功能，采用解剖、移植手术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

中医的医生不仅治疗身体人，也治疗心灵，一个中医医生往往也是调理心理疾病的高手。而在西医中，心理治疗则主要由心理咨询师来进行，也就是说心理治疗是不在医疗体系之中的。

中医强调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六欲(风、寒、暑、湿、燥、火)皆可致病，也可用来治病。

就是中医认为思是伤脾的，忧是伤肺。你想得太多了，就会对脾不好。 所以林黛玉是不是伤脾了。那么中医比如要想治这种病，就是要情志疗法。那么用什么来治，要用怒来可克这个思，比如让林黛玉发怒，可是林黛玉是个大家闺秀，她不可能去发怒，然后要用什么呢，要用喜来克这个忧，那么林黛玉也做不到，她寄人篱下嘛，从小又失掉父母，这样寄人篱下，她也喜不起来。所以林黛玉的病确实是无药可医，从情志上你没法治他，用药也不管用。

在中医中，面对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系统，是具有自主恢复稳态能力的系统，中医的作用是协助主体进行调整，也就是病人的地位始终是崇高的，神圣的。而在西医中面对的对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所以其地位是低下的，也是无助的，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为此，西医应该更多考虑其社会性的一面。

我们需要是兼容的人文主义，而不是排它性的人文主义。需要与自然和平共处的人文主义，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人高于一切的人文主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健康和谐发展自己。

【本報訊】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2008全球十大趨勢，其中「中國大登場」與美國經濟衰退期既深且長，是全球關切的首要重點。
經濟學人雜誌的最新全球發展預測指出，2008年開場，北京奧運會是全球最熱門的議題，中國除了會在奧運會拿獎牌外，還會在全球競爭中拿下多項金牌，包括：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最多網民國、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銀牌則有：僅次於美國的進口國和股市規模；以及次於美、日的第三大經濟體。

全球的第二大趨勢，是經濟呈雙軌發展。首先，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衰退期既深且長，次級房貸拖累消費支出，金融緊縮讓人民還款能力出現問題，一般預料非短期結束。

其次，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新引擎」為：新興工業國與金鑽11國（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南韓、墨西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土耳其、越南），也就是東歐、亞洲、中東及非洲的國家。

經濟學人說，中產階級消失成全球現象，因應M型社會來臨，印度的塔塔公司率先推出超低價汽車，今年將有其他美日大型汽車公司跟進，推出同樣低價的汽車。

面對中國、印度和美國等人口眾多大國在勞力上的先天優勢，日本、台灣等小國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創造「人口紅利」的競爭，也是2008年須重視的課題。經濟學人主張，如何創造「人口紅利」必須仰賴教育改革，人才養成正是小國創造競爭的最佳策略。

在新的年代，企業在「公共角色」的扮演也愈來愈吃重，微軟公司執行長蓋茲今年將正式退休，退休後他將全心投入他自己成立、全球最大的慈善團體—比爾‧蓋茲基金會各項公益事務。此外，華爾街的許多投資人，也相當關心氣候變遷對環境、乃至於經濟活動的影響，這些關注活動甚至比美國總統布希更加投入。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是，「微趨勢（microtrends）的崛起」，所謂「微趨勢」項目包括：重視睡眠品質引發的商機，少子化造成政府開始鼓吹多生育，親子之間的新親密關係，及嬰兒潮對購屋的能力及需求大增等。



2008-01-19

文汇报：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在下面的比较中，试图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 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 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西方倾向于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 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点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 闻、问、切，从整体把握，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

2、和合与分别、三文化与二文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 “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 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 (古代) 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和斗争哲学，是“二文化”，强调二分法。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 “三文化”， 强调 “一分为三”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除了“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

3、逻辑与辨证、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东方擅长思辨、体悟，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适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 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定量与定性、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 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东方在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和做事的过程同样予以充分考虑， 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 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到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比较注意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5、方与圆、术与道。 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融，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注意换位思考。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或学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执行能力，即 “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 right)或 “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众多商学院里，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占优的重要原因。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概而言之，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 ”可学可教，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6、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 那么相对而言， 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 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现实的效用和利益。 《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